罗马共和国的挽歌：金融危机、中产阶级破产以及两党斗争白热化

原创 2017-09-29 北山浮生 北山浮生谈古论今

理清这场货币战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罗马共和国的崛起和灭亡开始讲起。

罗马共和国是罗马帝国的前身，这个发源于亚平宁半岛中部的城邦共和国，是当时受到希腊文明圈辐射的、几乎唯一的农业文明国家。在依靠贸易、金融掠夺以及奴隶劳动敛财的希腊人看来，罗马人就是一群苦哈哈的土里刨食的泥腿子，成天挥锄头种庄稼，能挣几个钱？罗马人需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又没什么文化，简直就是一群野蛮人，哪里比得上自由民主而又文明高尚的希腊人？

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搞金融的高富帅看不起搞工农业生产的屌丝。

然而历史的发展进程却往往是野蛮消灭文明，屌丝逆袭高富帅的过程。这群土里刨食的罗马土鳖泥腿子，毫无悬念地吞并了贸易发达、经济繁荣的希腊诸城邦，那些享受锦衣玉食、口称民主自由的希腊精英们，只能向土里土气却彪悍尚武的罗马将军们俯首称臣。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位于希腊文明圈西部边缘的贫穷落后的罗马，与富裕的希腊诸国之间的对比，恰如同中国的战国时代函谷关以西的秦国与关东六国。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罗马也跟秦国一样出台政治改革，抑制贵族势力的过分膨胀，将土地分成小块交给自耕农耕种，罗马的贵族也是艰苦朴素，并未脱离生产，往往也要亲自下地劳动。比如说曾经作为独裁官的辛辛那提斯，率领军队打败外敌之后，立刻卸任回家种地去了。

以农业立国的罗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如东方的希腊诸国富裕繁荣，但是能够激发广大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而更多的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野蛮的罗马反而掌握了比文明的希腊更加先进的生产力。

希腊诸城邦历史上的高峰期，是公元前430年之前的雅典时代。实行的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制，数百万的奴隶以及殖民地人口，养活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自诩”民主自由“的一小撮雅典公民，供养比例大概在200：1甚至更高。也就是说，平均两百个多人做牛做马或者备受剥削压迫，以保证一个人享受“自由民主的香甜空气”。所谓的“雅典帝国”，是包含雅典本部、众多仆从国以及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殖民帝国，也就是后世大英帝国的最初原型。

民主自由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因此雅典公民权的授予是极为吝啬的，只有在艺术、科学、文学、哲学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海外优秀人才，才可能获得雅典“绿卡”，除此之外，想要享受雅典的民主自由，就只能靠投胎了。

雅典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对于依靠贸易金融牟利的雅典公民（其实就是奴隶主）来说，控制殖民地、通商口岸，贸易航线、海外市场以及关键的矿产资源才是头等大事，占领过多的土地得不偿失，打仗则依靠雇佣兵和奴隶军团，他们自己只要负责放贷、收款，享受即可。为钱卖命的雇佣兵毫无忠臣度可言，而奴隶对于奴隶主恨之入骨，不倒戈就不错了。罗马的自耕农则是为了自身利益打仗，斗志昂扬，战意旺盛。

显而易见，依靠雇佣兵和奴隶军团的希腊，其战斗力远远不能与依靠广大自耕农作为中坚力量的农业军事王国相提并论。

在希腊公民看来分文不值的荒地，对于农业国家来说，却是生产财富的宝藏。认真耕作土地可以生产更多粮食，更多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更多的人口则需要更多的土地。土地—人口的螺旋膨胀，必然要求农业国家将获得土地作为基本国策。而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成为支持国土扩张的人力支撑。

这就叫做“耕战合一”，除了耕，就是战！《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秦国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变成了高效的战争机器。罗马的军事化程度甚至还要更加彻底，战争是全民的事情，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高效的战争机器。

生产力、军事动员能力、人口全面被碾压的情况下，希腊就只能被野蛮人吊打了。

在罗马统一亚平宁半岛之前，希腊就已经被吊打了一轮，捷足先登的是希腊北部山区平原的马其顿人。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分崩离析，又进入希腊化时代，也就是说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像希腊人，巴尔干半岛又变成了一个富有却内部矛盾重重的地区。

金融高富帅们总是勾心斗角，貌合神离，相互拆台，彼此尿不到一个壶里，这也是自古皆然。

生产型国家则与此相反。土地不会自己长出粮食，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发动战争夺取土地，同样需要大量人口。因此对于农业立国的罗马来说，人口增长，并把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就是重中之重。人力资源是仅次于土地资源的第二大宝贵资源。

仅靠罗马的人口基数，通过生育繁殖来壮大人口，显然无法赶上依靠武力获取土地的速度。因此罗马公民权的发放，要比希腊宽松得多。血缘不重要，只要会讲拉丁语，认同罗马的神，就可以成为罗马公民。不强调血缘，只要求价值观认同，这倒是与中华的“华夷之辨”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种宽松的入籍政策，使得罗马人口迅速膨胀，反过来又刺激了对土地的欲望。在战争中获取军功，又成为普通平民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成为贵族的不二法门，进一步刺激了对于扩张的渴望。

于是，土地与军功，成为支持罗马疯狂扩张的原始动力，并且从上到下全面军国主义化，这与秦国的演变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顺便澄清一个历史认识的误区，有些人认为，以生产立国的大陆文明国家相对于以贸易金融立国的海洋文明国家来说，扩张动力不足，并以宋明清的中国历史作为例证。

然而，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甚至跟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生产立国的国家，如果现实条件允许它们进行扩张的话，其扩张动力其实要远远强于贸易立国的国家。

贸易立国的希腊城邦、迦太基，曾经在地中海叱咤风云上百年，领土仍然极为有限。但是生产立国的罗马，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席卷地中海，吞并了所有他们所能触及到的，适合农业生产的每一寸土地。同样，早已发达起来的以贸易立国的齐国，数百年来国土几乎没什么变化，但是以生产立国的秦国，只要时机成熟，恨不得吞食天地，吞并了东方六国之后，也占领了当时技术条件下能够触及的、适合农业生产的每一寸土地。同理，对于土地财富的强烈渴望，推动刚刚建国不久的农业国美国发动“西进运动”，屠杀印第安人并抢夺土地，同时用极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吸引欧洲移民。

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之后，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变为工业，对于指数级膨胀的工业生产力来说，对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渴求变得更为突出。推动英国进行扩张变成大英帝国的根本推动力不是贸易和金融，而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生产能力。推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瓜分世界的殖民狂潮的根本动力，也不是贸易和金融，而是列强们不断膨胀的工业生产力！

如果客观条件允许顺其本性任意发展，金融国会变成在他国喉管上寄生的吸血厉鬼，生产国简直就是吞噬一切并壮大自身的饕餮凶兽！

富裕而虚弱的希腊，在贫穷而扩张欲望旺盛的罗马人眼里，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猎物。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消灭了同样是贸易金融立国的迦太基的同时，通过四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4至前146年）征服了希腊。

以上对于罗马扩张动力的解释，是许多历史学家喜欢采用的方式。虽然比“生产型国家的扩张性不如贸易金融型国家”的武断判断要好多了，但仍然只是描述了一个方面，并不是事情的全貌。

其实最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推动扩张的强大动力，是货币与实物生产的不平衡性，或者换个更为通俗的说法：金融危机才是推动扩张的根源！

根据现代货币学的常识，流通中的货币应当与当前流通中的商品（包括实物商品及虚拟商品）相匹配，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如果货币过多，就会导致物价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货币不足，物价就会下跌，这就是通货紧缩。如果经济增长，则要相应增加货币供给，也就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衰退，就应该从市场上回收相应的货币，也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通常来说，适度通胀有利于刺激需求和供给，使得经济增长，而通缩则会打击商品生产，造成经济萎缩。当然，如果出现快速通货膨胀，就意味着经济面临崩溃。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流通中的货币”与“当前流通中的商品”仔细剖析起来非常复杂，但是对于古罗马就相当简单了，前者基本等同于已经发行并且在使用的货币，后者就等同于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如果出现严重的货币与实物生产的不平衡，就意味着爆发了金融危机。货币的不平衡性，不仅包括货币总量与实物生产不匹配，也包括货币分配的不平衡。比如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少数人拥有大量货币，但是多数人却一无所有，则能够投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就会相当有限，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性。

事实上，支持罗马扩张最重要的动力，就是不断发酵中的金融危机。

可能有读者看到这里觉得穿越了，要质疑作者：你确定写的是古罗马不是纳粹德国？

谁告诉你金融危机是近现代才有的事物？如果你是从教科书中得来的这一概念，那我只能说，关于金融危机的表述，现有的绝大部分金融教材都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特有产物，实际上，金融危机伴随着货币的出现而出现，自从古人开始使用贝壳等原始货币的时候，金融危机就已经出现，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发展到现在。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那么我们到现在应该还在使用贝币本位，而不会出现金本位、银本位、信用本位等一系列货币改革，各种社会进步可能也不会发生，人类现在大概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金融危机，既是伴随人类文明出现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顽疾，也是推动文明演进的重要驱动力。

有危才有机，有危机才会推动进步！在历史上，每一次进步的背后，又会伴随着无数人流离失所，甚至生灵涂炭。

这里对金融危机的实质先不展开，回过头来继续说罗马。随着土地的扩张，人口的增长，罗马的国力越来越强盛，然而，罗马国内却越来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然，古罗马并没有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至少按照现在的考古认识是这样），罗马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持续的通货紧缩！

持续的通货紧缩，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作用完全不同。

对于拥有较多土地的庄园主来说，通货紧缩使他们日益脱离生产，成为纯粹的金融食利者。设想一下，有个托斯卡纳地区的葡萄种植园主，名叫二蛋图斯。二蛋图斯一年需要投入100个金币的成本，葡萄卖掉收获150个金币，净利润是50个金币。然而由于通货紧缩，到了秋天葡萄价格下跌，他只能换来130个金币。如果他不去组织生产，而把这笔钱拿去放贷的话，每天就晒晒太阳喝喝茶，一年下来能收125个金币。

辛辛苦苦一整年，就比那些啥也不干的放贷者仅仅多挣5个金币，如果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就真成二蛋了！于是，二蛋图斯卖掉葡萄园，拿所有的钱都去放贷，反而比以前挣得更多。如果二蛋图斯把钱拿去炒罗马的房地产，利润就更高了。随着国家增大，人口增多，各种商品都在贬值，但是帝都变得寸土寸金，房地产价格却在水涨船高。于是，罗马的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

对于大贵族来说，他们具有大量货币资产，他们用手中的金币低价收购自耕农抛售的土地和二蛋图斯们折价出售的种植园，用来自外国的廉价劳动力替他们劳动，这些劳动力要么是跨越国境线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战争中抓获的战俘作为奴隶。

对于罗马共和国的主体阶层，也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中产阶级——自耕农来说，通货紧缩是致命的。他们的主要财富来自于土地的实物产出，年景不变的情况下，打的粮食所能换来的金币却逐年减少。为了继续维持生产，就要向富人借贷，贷款加上通缩，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如果再碰上旱涝灾害，就基本是掉进火坑了（总体而言，欧洲发生旱涝灾害的几率要小于东亚）。最后为了维持活命，只能低价出卖土地，沦为流民甚至奴隶。现代中产阶级的收入是以货币形式发放，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也就是钱贬值导致收入缩水。不过异曲同工，结果都是收入缩水。

于是，罗马的土地与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破产潮在罗马共和国的中产阶级中蔓延，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日益撕裂为1%的贵族和99%的贫民，罗马政坛也就日益分裂成两大针锋相对的党派：代表日益陷入破产陷阱的沦落的前中产阶级的民粹党，以格拉古兄弟、凯撒、屋大维等人为代表，以及代表大地主和金融资本的贵族党，以西庇阿、庞培、安东尼等人为代表。

为了沦落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代言的格拉古兄弟，出台限制使用廉价外劳（奴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罗马公民的政治改革。这一为罗马共和国续命的改革，因为动了贵族们的奶酪，遭到贵族的坚决抵制，格拉古兄弟先后被贵族杀害，尸体被扔到台伯河中。

台伯河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又觉得穿越到今天的美国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推出了大量量化宽松（QE），大量进行货币增发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据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增发的天量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主要流向了富人各类资产中，比如债券、保险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甚至停滞，实质上就是用一场隐形的金融掠夺，将美国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总统特朗普，越来越有当年格拉古兄弟的风采，他的主要政治主张是限制非法移民，为中产阶级找到工作，却因为动了金融家和IT巨头的奶酪，而遭到强烈反对。

对于罗马共和国而言，既然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到无法通过国内“分蛋糕”的改革来解决，那就只有对外扩张一条路可选：向东，向西、向北抢夺异族的土地和财产，其实质就是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罗马公民将选票投给能带着他们军事扩张的领袖，谁越狂热地推动军事扩张，谁就越得到人民的拥护。此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国家。

挑起二战的德国法西斯的强大扩张动力，也正是由1929年金融危机所点燃，构成纳粹德国的中坚力量，正是日益陷入贫困的工业中产阶级。2008年金融危机发酵至今，右翼甚至极右翼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崛起。这不是巧合，而是相同的政治经济规律在其中起作用。

到了凯撒的时代，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凯撒通过对外扩张的军功获取威望，用军权来捍卫自己的权威，与平民分享权益，得到平民的热烈拥护。凯撒的军功无比耀眼，凯撒加冕是众望所归，凯撒成为罗马的独裁者是大势所趋。结果他遭到了元老院贵族的刺杀，死于罗马剧院的台阶前。他的死为屋大维铺平了道路。屋大维以为凯撒复仇为名带兵攻入罗马，武力清洗了反对自己的贵族，换上自己的党羽，消灭了所有政敌，罗马共和国日薄西山，步入帝国时代。

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金融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演越烈，将帝国推向了进一步扩张的道路。随着帝国疆域的增长，并且逐渐深入蛮荒地区，扩张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不仅不能缓解金融危机，反而由于越来越庞大的防务支出，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帝国无力继续扩张，国内矛盾无法转移，内乱和经济衰退成为主旋律。当北方的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时，罗马帝国走向衰亡，消失在历史中。

金融危机使得罗马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从共和国走向帝国；又继续推动帝国过度扩张，最终走向死亡。金融危机伴随着罗马的始终。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罗马陷入无法摆脱的金融危机魔咒呢？

答案需要从那一枚枚金灿灿、银闪闪的罗马钱币中寻找。

罗马钱币

（未完待续）

前文见：伟大的罗马帝国亡于一场必败的货币战争？

扩展阅读：摘自《倚天立：美国大崩溃的前夜》

公元前两世纪中期，急剧扩张的罗马成为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超级霸主，在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像台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贵族阶层的同时，国内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贵族手中，普通农民大量破产，有的被关入贵族的私人监狱，有的自卖为奴隶，还有的流入罗马城市，成为街头上捏着一张选票却一无所有的流民。坚持自由权利的平民与日益腐朽的贵族共和制之间，矛盾日趋尖锐，成为了罗马社会一百年动荡不安的根源，这个矛盾后来严重影响到了后来罗马军队对外作战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罗马的附庸国努米底亚王国的新国王朱古达挑起对罗马的战争。开战初期，罗马派往非洲远征的将领为朱古达收买，作战不力，加上罗马军队人心涣散，素质下降，屡受挫折。一直持续到前105年，才由马略俘虏朱古达，结束了战争。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迁徙到法国南部的三个日尔曼原始部落，在阿劳西奥一战中，全歼16个罗马军团共12万人。罗马的数名在任和前任的执政官及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丧生，整个罗马社会为之摧毁，整个亚平宁半岛恸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马略率领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全歼蛮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欧的“条顿浪潮”，罗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难。

公元前两世纪后半叶，正处在日趋腐朽的贵族共和体制之下的罗马，一直处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的尖锐对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贵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很有意思的是，贵族出身、人品高贵的格拉古兄弟也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这大概是共和体制下的一个特点，因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说服罗马元老院，还是希特勒说服魏玛共和国的国民议会，还是奥巴马说服美国参众两院，都需要有出众的演讲水平和高超的煽动能力，否则，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数人的通过也是废纸一张。

公元前１３３年年初的一天，罗马城中心广场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３０岁的年轻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为保卫祖坟宗庙而战斗，但全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和祖坟，他们只是在为别人的荣华富贵而出生入死。虽然他们被称作罗马的主人，自己却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这难道公正吗？”

在这样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的质问下，听众的回答必然是雷鸣般的“不！”

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会上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获得通过而进行游说。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两千多年后，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山前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盛大典礼时，台下两百多万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我们知道，平民是罗马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开垦荒地或从罗马属国分得一份土地，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平民有替罗马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进而确立其在地中海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农民连年随军出征，土地无人耕种，农民被卖为奴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迅速遍布各地，小农经济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强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罗马的兵役法规定，服兵役的人必须自备服装和武器。由于平民破产，他们无力再去当兵，因而罗马国家面临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个土改方案，规定：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３０犹格的小块土地分给无地平民。自然，这个方案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转移地产，一方面准备寻机杀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届满，为防止改革事业中途夭折，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选举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罗马的中心广场上，被贵族保守派们杀死在血泊之中,尸体扔进了台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不惧危险，继续哥哥的改革事业，但最后还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惨死在了贵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对腐朽而失去自我约束能力的罗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败，揭开了罗马从共和体制走向军事独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来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把平民出身的马略推到了罗马第一个军事寡头的位置上，然后苏拉剪灭马略，成为第一个独裁者，最后，在凯撒满身血泊倒在皇帝宝座下的台阶上之后，前27年，他的甥孙屋大维终于举起象征权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罗马共和制度，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李世民这位伟大君主对自己的勉励和训诫，而不断重复和再现的历史，又为积累这些人类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们像斯宾格勒那样，来对历史做一次“观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今天的美国与古罗马是何等的相似，从诞生到成长，从弱小到强大，从国家体制和精神气质，从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美国几乎就是古罗马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全新翻板。

从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由共和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特征：
　　
1、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局面混乱无序，国家管理体系涣散无力，民众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社会经济和精神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2、社会底层出现一部分城市流民，他们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控制着一部分选票，并且以选票来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而左右政局；

3、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众生活日趋困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4、权贵阶层具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动机、能力，只要混乱局面超过全社会承受的临界点，权贵阶层物色的强权代表必然推翻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统治，社会秩序随之恢复。

　　问题是，美国具备这几个从共和走向专制的共同特征吗？

　　我们不妨来对比看看。

　　第一，关于流民的问题。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领30万蛮族大军攻破“永恒之城”罗马，站在他面前的百万罗马人中，除了教皇英诺森一世外，还有70万的奴隶，二十几万的游民、伤残士兵、释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贵族阶级不计成本地使用奴隶和廉价外来商品的冲击，意大利许多农民纷纷破产，进入罗马市成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一无所有，但因为他们是自由民，拥有一张决定政治人物命运的选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还是从高卢回来雄心勃勃的凯撒，甚至是成了奥古斯都的屋大维，都曾经把游民阶层当作拉拢和利用的对象。游民们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游手好闲，“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靠着政府每天发放的免费口粮，成天奔走在角斗场和跑马场之间，保持着他们的骄傲，随时准备高喊：“Nlimetanger！civig romanus sum！（不要碰我！我是罗马公民！）”

而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各个城市街头也巡游着一大批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后来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佩戴卐字臂章的“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骨干，一直把希特勒送上权力的顶峰。
　　
实际上，美国社会也有相当大一批“城市流民”，这些流民不仅仅是聚集在贫民窟里的失业黑人和中美洲移民，而且包括美国制造业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行业工会”的许多工会成员。这些人手中捏着一张选票，凭借“自由”和“共和”赋予自己各项权利，比如：罢工等，聚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生态。

比如，芝加哥的汽车工会，迷失了自己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宗旨，对内贪污、侵吞工会成员的各种福利费用，对外则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额工资，在自己所在的企业面临破产之际，还要瞒天要价，动辄以罢工来威胁，活生生断送了奥巴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救助机会。我们透过共和党议员对三大汽车厂商救助行动的百般刁难，就可以想象参议员们对“汽车工会”的刻骨憎恶，他们宁愿让“通用”破产倒闭，也要把这批不识时务的工会成员赶进失业大军中去。

又如，由于全球经济下滑，去年波音公司订单大幅度萎缩，但工会成员为了迫使管理层接受在金融危机中逆势涨薪的要求，仍然罢工57天。这必将使“波音”在与“空客”的竞争中渐渐处于劣势，有人估计，美国飞机制造业将步汽车业的后尘，慢慢走向衰落。

可以说，工会组织充当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媒介，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又阻碍了工人与公司之间合约的自由选择权，到最后堕落成了类似于一个专门实行敲诈和要挟的黑社会组织。如果导致公司破产，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头来还是要由工人自己来承担损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来越庞大的队伍中去。
　　
当然，现代流民毕竟不可能像古代流民那样一无所有，但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效的破坏烈度，却是古今一脉相承，甚至今天的影响会更加巨大，处置不当，一个火星就会燃起一片大火——否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突然来关心一下春节期间农民工的车票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总工会会突然喊出“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渗透破坏”？

美国是一个财富垄断但政治权力却相对分散的社会，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合法打破现有社会秩序的变革冲动，可是，当人们最后发现合法手段的无效之后，必然会选择另外的盲目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表达和实现愿望。前几天，美国国会在审查几千亿救市资金的时候，再次质询了到场的几位金融家，有个议员特地念了一个女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要求枪毙那些“贪婪与不负责任”的金融家们。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灾民们在痛苦中等待了几天才看到救援人员姗姗而来，许多人的情绪便从盼望变成了愤怒，以致于救援直升机在空中就遭受到地面火力的袭击，而国民警卫队浩浩荡荡开着装甲车、车上架着机枪，其第一任务不是救灾，而是防暴。

民主和自由，绝不等于富裕，更不等于道德，中国人在2008年终于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与民智初开、生存起点较低、权利意识还没有充分觉醒的中国相比，美国社会成熟度高，生活标准要求高，民众介入政治活动的热情度高，所以，对经济成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而过高的期望值本身就包含一种巨大的风险。一旦期望值最后出现巨大的落差，早就被种族、宗教和文化鸿沟割裂的美国社会，必然会在一夜之间滋生出众多的“流民”和暴徒。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便是最好的注解。